穷人是古希腊罗马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也是影响当时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因而吸引了时人的目光。在古希腊罗马文献资料中，留下了不少关于穷人的记载。通过爬梳相关叙述，我们可以勾勒出古希腊罗马历史上这一沉默群体的境遇，进而对古希腊罗马社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人们一方面承认贫穷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倡导努力改变贫穷状况。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雅典将军、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演说时认为：“至于贫穷，承认贫穷并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不付出努力改 变现状。”上述观念也体现于古希腊的戏剧和立法中。在古典时期著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阿伽门农》中，阿波罗祭司卡珊德拉言道：自己曾经如同一个游荡人、乞丐、穷人、不幸的饿鬼，受人嘲辱。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美狄亚》中，伊阿宋的话更加朴素直白：“最要紧的是，我们得生活得体面，不受贫困，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所有的人都回避穷朋友，离他远点。”既然贫穷不受欢迎，那么如何避免贫穷自然是古希腊人所面对的问题。据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5年）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所言，公元前7世纪，雅典立法者德拉古在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中，做出了严酷规定：游手好闲者要被处以死刑。公元前6世纪梭伦当选雅典执政官后，虽因上述法条的严酷而予以废除，但对游手好闲者并未漠然置之。梭伦让阿里奥帕古斯会议（古雅典最早的贵族会议）的成员调查每位公民的谋生能力，惩罚和鞭笞那些游手好闲的懒人。诚如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言，在梭伦时代，没有工作的人会感到羞辱。

　　古罗马人对贫穷的看法，与古希腊人相似。古罗马作家撒路斯提乌斯（约公元前86—前35/34年）在《喀提林阴谋》中提出，罗马共和国末期，当财富受到膜拜、美德衰落之时，贫穷才被认为是一种耻辱。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曾提到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除非出于懒惰、放纵、奢侈和狂妄的行为，否则贫穷本身并不可耻。

　　可以说，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现实中存在的贫穷事实上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可接受”的贫穷，即依靠自身努力而无法摆脱的贫穷或身不由己的贫穷；另一类为“不可接受”的贫穷，即不努力改变的贫穷。对贫穷的这种分类，既反映了古希腊罗马人的道德价值观，也是确定哪类穷人可以得到救济的重要依据。

　　贯穿于古希腊罗马社会早期发展史的一条主线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冲突的根源不外乎两点：一是平民在政治上“无权”，二是平民在经济上的贫困化。两者相较，对贫困的担忧则是悬在平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可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每个平民都成为了潜在的穷人。自古及今，人祸或天灾都是导致“明天的不确定性”的原因，在古代社会尤甚。在希腊世界，希波战争期间，雅典的很多贵族世家和有钱的富豪因波斯人的入侵而落入赤贫的境地，一般平民的处境可想而知。据《剑桥古代史》第六卷编者M. M. 奥斯丁所言，在当时的战争中，对敌方耕地的蹂躏往往是陆上战争的一种常规策略。即使一般的冲突，也会造成土地的荒芜、农民的破产。例如约公元前360年，在古希腊的阿拜多斯爆发的一次冲突导致了当地土地荒芜，而外侨不愿意再给已经负债累累的农民进一步的贷款。由于灾荒或干旱导致的作物歉收更是反复威胁着一般平民的生存。M. M. 奥斯丁还指出，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可能就有了可供输出的无产者，一些殖民地的建立就与这些人有关，还有一些人因贫穷而充当雇佣兵。古罗马世界同样面临上述天灾与人祸，且罗马人祸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大地产的野蛮生长。例如，公元前2世纪以后，随着大地产的形成，小农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失去土地的农民，一方面为乡村大地产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为城市制造了一批无业游民。

　　因此，穷人问题事关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古典时期的希腊哲人对此有深刻阐述，柏拉图在其名篇《理想国》中指出，“任何城邦，不管她有多小，事实上都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彼此都处于战争的状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同样认为希腊城邦通常被分成两个集团——富人和穷人。因而，财产和财富的合理分配是城邦稳定的基础，应以最严格的措施来保证贫富差距限于一定的范围内，以防止过分不平等的发展。撒路斯提乌斯也提出了相同的见解，他指出罗马社会由贵族和平民两部分构成，贵族享有最高权威，但平民人数占压倒性优势。潜在之意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和谐是国家稳定之基。撒路斯提乌斯特别注意到了平民中的穷人对国家稳定的影响，在其著作《喀提林阴谋》中，他指出一些穷人参与了贵族喀提林的反叛阴谋，并进一步解读道，穷人往往不满足自己的命运，希望看到一个全面的改革，并且“在动荡和混乱的环境里，他们是容易适应的，因为贫穷易于满足并且不会丢掉任何东西”。无独有偶，几乎生活于同一时期的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在演说中也提出了“等级和谐”（concordia ordinum）的政治理念。

　　公共救济与私人救济并存于古希腊罗马社会。在古希腊社会，从古希腊戏剧中可知，城邦兴起之初已存在一种为救济贫苦社员的定期捐款，即公摊款。普鲁塔克也提到，雅典的市民大会对住在城邦的民众都很照顾，并称赞“这个城市的恩典和仁慈可以提出很多的例证，一直到今天还是盛行不衰，赢得举世的赞誉和钦佩”。例如，希腊古典时代的著名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就通过城邦政府来解决“穷人问题”。在私人救济方面，伯里克利的对手西蒙可谓一范例，他用自己的财富与金钱去照顾穷人，每天把没有饭吃的市民请来用餐，将衣物送给年老的人，甚至把自己田庄的围篱拆除，允许任何人进去拿走所需粮食。

　　在古罗马社会，公共救济可以说贯穿于其发展始终。据古罗马史学家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记载，早在王政时代，第六个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前578—前535年）不但在管理国家方面非常出色，他还照顾到贫穷阶级的利益。推翻王政的罗马将领和政治家普布利科拉则规定，为了救济贫穷民众，可免除他们的税捐，鼓励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中也涉及了对穷人的救济。例如，盖约·格拉古通过的法律中，其中一项涉及粮食供应，降低了穷人购买的价格。在公元6年和7年的粮食短缺危机之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为两位前执政官设立了常设职位，以监督城内粮食分配和从国外进口粮食。几年内，这些职位被转给了骑士阶层官员。皇帝图拉真也没有忽视对民众的关心。他向贫民提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为无家可归的孩子设立被称为“alimenta”的养育基金，上述政策延续了两百年。而且，自4世纪起，罗马帝国政府时常向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城市内的贫民发放谷物和橄榄油，这些免费发放的食品在拉丁语中称为“annona”。

　　在古罗马社会，私人救济更为盛行，因为世俗政府一直没有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社会救济的管理机构，前述对穷人的公共救济往往不具有持久性。在古罗马王政时代，大富翁塔克文·布里斯库斯曾向穷人慷慨解囊。到罗马共和时代，社会上已广泛实行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庇护制，即处于弱势地位的“被保护者”（clients）通过惯例或自己的意愿，接受比自己强大的“保护者”（patrons）的保护，即形成一种“拟父子”的主从关系。保护者除了向被保护者提供政治庇护外，还向其提供包括土地和救济物在内的经济支持。作为回报，被保护者则须向保护者提供政治忠诚和服务。最初的被保护者一般是穷人和社会上的。罗马帝国沿袭了共和时期的社会管理形式，即采取“庇护”与“被庇护”关系的“家长式管理”（paternalism），对穷人的救济责任自然还是由“保护者”承担。

　　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对于穷人的界定与其城邦政体和时人的城邦观念密切相关。在古希腊社会和古罗马社会早期6A2-8A娱乐，城邦被视为公民的一个集合体，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正是若干（许多）公民的组合”；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城邦的一名公民，其原因很多且复杂，但相同的血缘、语言、信仰和仪式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显然，在古希腊罗马公民的观念中，外侨和奴隶等非公民不属于“城邦之人”，城邦的稳定在于公民间的和谐。因而，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社会，穷人首先是指拥有公民身份之人；其次是指经济上的贫穷之人。可以说，古希腊罗马社会中的穷人仅指具有公民权的群体中经济贫困、难以维持生存之人，这样便将非公民群体中的“穷人”排斥在外，因之，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穷人界定具有极大的狭隘性。因为在古希腊社会和古罗马社会早期，非公民群体的人数远远大于公民之人数，该群体中的“穷人”自然不会太少，但无法得到城邦机构或个人的照拂。即使后来的罗马社会已超越城邦体制，对穷人的关注依然局限于其公民。

　　此外，在古希腊罗马社会，拥有公民权的穷人虽得到一定的经济救济，但其政治权利往往会受到限制。在梭伦改革中，他将第三等级之下的公民称为Thetes，即“贫民”，这些人可出席公民大会，或是担任陪审员，却没有资格出任官员。进入古典时期，穷人的政治权利虽得到一定的救济，即担任城邦官员可以获得国家津贴，但以城邦财政是否能够支撑为前提，当城邦经济收入减少或公民人数过多时，前述救济必然难以维持。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治领袖塞拉美尼斯认为，优良的民主政体不应该包括贫穷的公民，因为他们容易贪图蝇头小利而出卖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早期罗马世界，贫穷的公民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并不被期望发挥与社会上较富裕成员相同的作用。于是，其政治权利也不被认可。在这一时期，无产者通常最后投票，如果主要投票结果已出，无产者往往会被排除在外。在罗马共和末期，如果祖先中有穷人，甚至会成为从政者的一个重要“污点”。如屋大维曾被其政敌指控，在母系方面，其祖先中有一个来自阿非利加的穷人，在阿里奇亚烤面包或贩卖香水。在罗马帝国时代，甚至穷人的社会权利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在罗马皇帝塞维鲁重建的北非城市大莱普提斯，该城市的一座剧院中穷人坐于后排，当地的精英成员则坐在前排。因而，20世纪著名古罗马史学家罗纳德·塞姆在其名著《罗马革命》中指出，“罗马人并不信仰平等”“罗马政体的精神实质是贵族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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